海伦•福斯特•斯诺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也是美国知名的作家与记者，她的出色的著作记载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正如埃德加·斯诺一样，她的有关战时中国的作品包括了解放区人民斗争与生活的许多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直到30年代末还一直鲜为外界所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兴起的一场人民运动——工合运动中所起的独特作用。甚至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她所有不寻常的在华经历中，工合成了她“微薄但持久的历史贡献”。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简称，也有“一起干”的意思，合作社社员以此为座右铭。这个词在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斯·卡尔逊用来作为对日军作战的口号，后来作为一个代表坚持奉献和富有战斗精神的新词汇收入英文词典。在40年代初，它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朋友团结一致，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

工合——海伦·斯诺智慧的产物

工合是一个群众运动，在1938年—42年期间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它是中国战时经济的历史产物，但在战后对中国内地的工业发展仍有广泛的影响。工合是一大批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有不屈的中国人民、无私奉献的合作社工作者和同情中国的海外支持者。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原来的促进组织在1952年结束了工作，但工合的历史并未画上句号。正如路易•艾黎所说的，“只要农村与大企业之间需要联系，类似工合的组织就有必要存在。全世界各地人民都在大声疾呼，要求他们的领导带领他们登上人类生产前进的火车，而不是去加入为共同毁灭而战的军队。”

回顾这一引起世人注目的运动，人们很难相信工合的诞生既非著名合作社领袖，也非政府决策人。这个想法主要来自在上海的三个外国人——在公共租界作工厂督察的路易•艾黎和从北京来报道1937年8月日军攻打上海的斯诺夫妇。他们从屋顶上望着战火在上海及其周围蔓延，工厂化为灰烬，失业工人动荡不安，难民们纷纷逃往内地，这种景象使他们感到必须向这些人提供帮助，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知道这场战火对中国经济是致命打击，因为中国的工业百分之六十在上海，而日本的轰炸已使69万工人失业。如果日本人把沿海所有工业摧毁，中国就难以赢得抗战胜利。路易•艾黎作为一个从1927年就住在上海，并且在工作上与工厂联系紧密的人，他总是把劳动人民放在心上。“怎样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往内地的工业这种想法时时使他夜不成寐。

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而海伦•斯诺就是触动他找到答案的人。据艾黎回忆，此前，在上海的爱国人士和外国人当中也曾就如何在大后方促进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但直到在斯诺住处再次谈起这事以前，他的脑子里从未想到把合作社同遭受破坏的工业联系起来。六个月前我去海伦家喝茶，是佩格（海伦昵称）首先提出来，她冲着我说：“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工业在有些地方可以通过合作社搞成。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会使上海成为日本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该丢掉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艾黎当晚回去干了个通宵，在他有关工业工作材料的基础上依照在未沦陷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想法重新改写，他们一起作了些修改，工合最初计划的小册子就这样出台了。

当然海伦自己从来不是合作社工作者。但她是个对一切事物都有新鲜见解的人。她能言善辩，很容易制(说)服别人。她认为她成功地说服艾黎辞职，是因为艾黎“天生是个能移山的愚公”，而她自己则“天生是能推动像艾黎这样的愚公的原动力”！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为民主奠基》前言中回顾说，海伦曾同一位热心合作社的人士谈论世界是否应在合作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以求实现民主、避免战争，当时她不同意那人的意见。但没过几天，她就开始大谈某些合作社思想和原则，主张建立难民生产合作社，以结束施粥站和非生产性难民营的老作法。她还看到显现在未来的一道曙光，那就是，这样一个运动从长远看对建设战后更美好的中国有着重大社会和经济价值。

就这样，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运动诞生了。

在从1938到1942年工合发展的这些年里，艾黎无疑是取得所有成就的关键人物。他既是项目设计人，又是合作社组织者；既是官员和基层工人的协调人，又是争取外援的宣传员和联络员。但正像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为民主奠基》的书评中所说的，“若非有她海伦•斯诺明智的创意和天赋的真诚与热情，这个运动也许根本就不会产生了”。的确，如果没有海伦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像艾黎这样的“愚公”，工合就不会在中国的战时经济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也不可能对中国和世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海伦对工合的贡献

工合最初设计时有11条任务，其中包括要在大后方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使闲散工人和难民得以就业；在内地大后方建立小型活动工业作为经济防线的辅助力量；为使所有爱国组织组成一个新的经济抗日大军提出一新纲领；发挥其潜在的教育价值，培育人民之间的团结精神，引起全世界各团体对工合的兴趣并给予支持，把它看作是在华战争的一个肯定的建设性成果。这个计划在上海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兴趣，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促进委员会，其成员有胡愈之、卢广绵、徐新六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埃德加通过英国大使馆的一位热心合作社的年轻职员约翰·亚历山大成功地取得了阿奇博德•克拉克·克尔大使的帮助。克尔大使在得知宋庆龄夫人对这一计划全力支持，而且宋子文也答应以私人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后完全信服了。这一计划通过大使递交给了当时赞成抗战的宋美龄。在她的同意下，工合最终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批准，计划马上得以执行。

路易•艾黎在武汉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共产党支持这一计划，希望看到工合成为一个留住蒋介石抗战并取得国际支持的统一战线组织。艾黎被任命为主管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许多合作社的积极促进工作者和工程师都参加进来，运动于是在包括共产党控制的游击区在内的非沦陷区迅速开展起来。从1939年至1941三年当中组成了三千多个工业合作社，社员约三万人，生产的产品有五百多种。

在路易•艾黎奔走于中国内地做基层工作的同时，海伦和埃德加•斯诺则成了国际上工合运动的积极宣传员，他们写了无数文章，报导各地的工合合作社情况。显然这些报导引起了各国众多人士的注意并赢得了不少支持。1940年他们原意是去菲律宾度假，后来艾黎和卡尔逊也去了菲律宾，结果这个假期不但在使海外华侨为工合慷慨解囊方面获得丰收，而且产生了海伦那本内容丰富的有关工合的著作——《中国为民主奠基》。人们当知道这本包揽了工合运动从萌芽到发展的历程，并附有详细的财务统计数字、图表、照片以及基层故事实录的近300页的书竟是在3个月中完成的，都不禁为之惊叹！这本书使海伦在许多国家获得赞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监狱里读完这本书后印象深刻，以致他决定独立后要在印度开展一场工业合作社运动。他当上总理后果然这样做了。印度至今仍是亚洲合作社运动相当强大的一个国家。

海伦对合作社的看法是基于一种“各尽所能，按劳动、需要和对社会的有效功能取得报酬”的理念。 她认为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必要的。对当时的中国她要看到的是一种以改变其社会结构的新的生产模式——即能满足农村工业革命需要的生产性合作社。她想让生产合作社“为民主参与提供一个培训场所，并促使政府对国民的需求更加负责”。 她在华北解放区的生活经验使她深信，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合作社将更能发挥这种作用。

从工合运行以来，她就是为中国敌后的合作社筹募资金的最积极的美国人之一。1940年7月，美国的工合同情者们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呼吁书，其中列举了工合在抗击日军在远东扩张方面的成就和独立自由的中国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他们请求给予中国工业合作社一笔五千万美元的支援贷款（相当于一艘军舰的价值），以加强中国与日本人战斗的经济实力。海伦和埃德加是在呼吁书上带头签名的两个人。这导致了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的成立，罗斯福夫人，海军上将巴里•雅内尔和许多著名人士都是这个组织顾问团的成员。类似的支援组织也在美国的多个城市纷纷成立。根据当时掌管国外援助的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陈翰笙教授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故事》小册子里举出的数字，1938年—1945年工合收到的一亿八千万元（法币）贷款和捐款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在这方面，海伦•斯诺和另一位坚定的美国工合支持者普艾达是功不可没的。

鼓吹在新时期恢复工合

对海伦来说，为帮助中国工业合作社而工作的热情即使在战后工合被迫停止活动后也从未减弱。她从未公开表露过她所遇到的困难，但在1982年4月5日致路易•艾黎的一封信中，她曾透露1947年美国支援工合委员会分裂后，她作为副主席负责委员会的记录文件。虽然她没上黑名单，她和当时的主席阿尔弗莱德•西德威尔如果在须接受查证时拒绝交出那些记录，他们会被投入监狱。而当时对立的两派都在设法掌握工合计划中要给山丹培黎学校的那笔钱。当时艾黎极力要把这个学校维持下去，以便为工合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段时间困难重重”，她写道，“我们从1938年起就总是如履薄冰……从1938至1952,我的全部生活被它全毁了。我对工合工作和我的职责时刻牵挂于怀。”我是说我总不能干“我自己的事”，“不能写作，到麦卡锡时代再想干已是为时太晚了”。“但是我们胜利了，这是应得的胜利”。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艾黎看到了恢复工合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的机会，海伦认为“这样做绝对必要，现在就是时候”。她找了一批美国人把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重新组织起来，她任主席。现在她要在各国推动工业合作社，因为她相信工业合作社可以同任何一个社会共处，并提高其文明水平。她从位于麦迪逊山野丛林中的老屋向美国总统、国务卿、美国及国际合作组织发出无数信件和呼吁书，寻求对世界上合作社的支持，她认为美国特别有义务支持中美洲。此时海伦已是七十中旬的老人，全靠养老金过活，而且患有心脏病。

对艾黎来说，工合“是战时经济的第一基础，旨在先把蒋留住抗战，然后把五·四运动带到工农大众中间，形成一个对新中国有帮助的样板”。(见艾黎1955.7.25写于《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扉页的笔记）。在他看来，这同海伦所描的“多多少少是中间道路”的图画有所不同，海伦的看法当时在西方十分普遍，然而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帮助，并通过工业合作社解决中国农村工业化问题的执着使他们为着同一事业共同工作了一生。

工合恢复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艾黎和卢广绵以及一批老工合领导人借此有利时机向中央政府提出恢复工合，1983年获得批准，继kaiyun网址重新组建之后，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也恢复了活动。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试验，工合已经取得不少有益的经验教训，学习到如何在中国正在进行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结构改革当中找到合作社的位置。为适应社会需要，工合的工作范围正从集中促进工业合作社扩展到以工业合作社为重点，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它肯定能在中国第10个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期间发挥作用。对所有工合工作者来说，尽管在今天的中国使工合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运动仍任重而道远，他们仍将继续努力。新一代的工合工作者记得海伦常说的话，工合有它自己的生命力，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管多少次陷于无望的绝境，它终像“安泰巨人”一样又重新站立起来。

(2000年10月)